根据实体法对证据事实进行评价性推论，也体现为对相关案件事实的直接推定。

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保障公民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基本政治权利，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各方面权利，不断提升人权法治化保障水平。每个公民要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也要树立尊重他人人权，不得侵犯他人权利的理念，使全民守法、保障人权观念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第二，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公民依法享有的政治权利。坚持中国人权的法治化保障，必须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进入 王利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人权法治保障 。要用法治将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把保障人权作为行政裁量、行政处罚等各项行政执法活动的基本理念、重要标尺，不得违背法律法规随意作出减损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的决定。首先，生命和健康是第一位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法治是人权最有效的保障。我国的立法、司法、执法，都应当回应人民群众对人权保障的期待。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轻视法制的严重后果并着手加以纠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完善领导法治建设的科学机制。规范性体现为从法律自身的规范属性出发，形成立法结构与文字表达。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布局，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动法治领域深化改革，亲自担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主任，亲自主持民法典等一系列重大法律的起草工作，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涉及、前人从未遇到、西方法治理论无法解决的许多根本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国立足本国既有、世界既有的法典文明成果，既不撕作业，也不抄作业，而是将其视为中国历史进程和人类法治文明进程中的伟大事业，持续推进人类法治文明创新发展。

新在坚持机制、文本、话语百年探索。而且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法系本就是独特的礼法体系，不仅有法典，而且还有礼典。

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中国共产党持续书写中华法治文明发展新篇章。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立足点是自己，追求的是适合自己和超越自己，成就的是属于自己的巨大创造。2011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庄重宣布：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两次十六字方针的提出，深刻呈现了党的法治宏观话语的继承性和超越性。

与西方内生型法治现代化、外发型法治现代化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融汇理论与实践，把法制（法治）建设作为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保障和实践动力。在不同法治文明体系中，法治话语的独创性、理论性、民族性、实践性、体系化至关重要。特别是，2018年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一条郑重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所进行的重大创新，体现为依法执政。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亲自指导宪法及重要法律的立改废释工作。移植型易发生理想与现实、设计与落地的偏差。

从历时性维度讨论法治文明中国表达和人类法治文明中国形态的同时，还须从共时性的中西法治比较视角，将中华法治文明新表达置于人类法治文明叙事的大框架下来考量。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

体系化意味着一种法治话语形成了稳定、成熟、严谨、开放的自洽体系。党在信仰层面树立法治观念，强化法治思维，筑牢法治根基，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规划性体现为从系统化整体构建的方式出发，推进立法工作。在百年法治奋斗历程中，党的法治领导机制不断成熟，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法治领导机制逐步定型，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法治领导机制的创新。刑法、民法起草工作再次提上日程。1989年4月通过的《行政诉讼法》，为民告官提供了重要依据，加强了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加大了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力度。

另一方面，党领导立法确保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体现人民立场、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离不开崇高法治信仰的有力支撑。

如果说规范性体现在党对法治建设的系统谋划与组织推进，那么，引领性则体现在通过党带头严格守法所形成的示范效应。要深刻理解和完整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等范畴的基本规定性，需将其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大历史观视域。

五四宪法把党所创建的基本制度以及党所制定的基本方针、重要政策予以宪法化、条文化。法治信仰既是对党员干部和执法者的要求，也是对全社会的要求。

但是，如果具体到每一位领导干部、每一个党政组织，那就必须坚决服从宪法，必须严格遵守法律。遗憾的是，这两个法律草案后来由于全国范围内四清运动的开展而没有公布。1979年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中发［1979］64号），强调它们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机制创新，不仅是执政方式创新，也是法治驱动方式创新，建构了一种崭新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执政方式，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法治文明中的法治建构模式、驱动模式、引领模式，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法治（法制）探索及其法律文本探索的开启，是曙光时刻。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再次指出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形成的法治文本创新表达，兼顾局部突破和整体构建两方面，呈现规范性、规划性、规律性特点。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文件首次提到社会主义法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就要信仰法治、坚守法治。这一时期党进行的法律文本探索，既是党对法治（法制）探索的一部分，也是党的革命工作的一部分。

这就要求以良法奠基善治。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982年宪法将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序言，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具体而言，新在尊重本国国情、遵循实践牵引、不惟别国模式。

独创性意味着一种话语不能是另一种话语的复制，而必须在海纳百川的同时实现自我塑造与自我生成。只有信仰法治才能坚守法治。

继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后，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主体系当中，包含了五个子体系——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报告均提出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更加凸显了党领导法治的组织优势、制度优势，从而从体制机制上进一步加强了党对法治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